2010年12月27日星期一
2010年11月20日星期六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
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
好像你的双眼已经飞离去，如同一个吻，封缄了你的嘴．
如同所有的事物充满了我的灵魂，
你从所有的事物中浮现，充满了我的灵魂．
你像我的灵魂，一只梦的蝴蝶．你如同忧郁这个字．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好像你已远去．
你听起来像在悲叹，一只如歌悲鸣的蝴蝶．
你从远处听见我，我的声音无法企及你：
让我在你的沉默中安静无声．
并且让我藉你的沉默与你说话，
你的沉默明亮如灯，简单如指环，
你就像黑夜，拥有寂寞与群星．
你的沉默就是星星的沉默，遥远而明亮．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
遥远而且哀伤，仿佛你已经死了．
彼时，一个字，一个微笑，已经足够．
而我会觉得幸福，因那不是真的而觉得幸福。
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
好像你的双眼已经飞离去，如同一个吻，封缄了你的嘴．
如同所有的事物充满了我的灵魂，
你从所有的事物中浮现，充满了我的灵魂．
你像我的灵魂，一只梦的蝴蝶．你如同忧郁这个字．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好像你已远去．
你听起来像在悲叹，一只如歌悲鸣的蝴蝶．
你从远处听见我，我的声音无法企及你：
让我在你的沉默中安静无声．
并且让我藉你的沉默与你说话，
你的沉默明亮如灯，简单如指环，
你就像黑夜，拥有寂寞与群星．
你的沉默就是星星的沉默，遥远而明亮．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
遥远而且哀伤，仿佛你已经死了．
彼时，一个字，一个微笑，已经足够．
而我会觉得幸福，因那不是真的而觉得幸福。
要娶就娶爱看A片的女人
一般在人们的印象中，一个爱看A片的女人绝不是个好女人，不是灵魂肮脏，就是心理阴暗，不是性欲强烈，就是好色成瘾，不是变态发狂，就是放荡不羁，反正横 竖不是个正经货色，为人所唾弃，为人所不屑。甭说娶这种女人为妻，就是做女友也万万使不得。公允地讲，由于受此观念影响及国人死要面子假充正经的德行，不 少女人即使想看愿看爱看，也只能一个劲憋着忍着难受着，至少不敢光明正大心底坦然的去看，有些女人实在熬不住也只得关紧房门偷偷摸摸的观赏，并陶醉其中幸 幸然而乐此不疲。
在现今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下，至于仍有人视A片视为瘟疫或不健康的 东西，实在是观念认识上出了障碍和偏差。须知，世界上只有肮脏的灵魂，只有丑陋的思想，却没有肮脏的身体，没有丑陋的眼睛。前一阶段，林言同志曾谈及《宁可阉掉也不娶的三种女人》，即喜欢上网聊天的女人不娶、喜欢泡酒吧的女人不娶、喜欢去迪厅跳舞的女人不娶，除此三种女人坚决不娶外，今林言同志强调娶妻的 一个重要条件——这个女人必须爱看A片。
一、爱看A片的女人富有激情。
对林言同志而言，一个女人也许最最重要的不是她拥有漂亮的脸蛋，拥有魔鬼般身材，拥有优雅的气质，拥有满腹的学问，拥有深厚的修养，而是一个身体健康对生 活充满激情的女人。女人的激情多种多样，形态各一，色彩斑斓，缤纷美丽，其中对性的热爱就是对生活的最大的热爱，这不是偏面的认识或个人的臆断，而这是女 人骨子里的意识，所谓性生活——没有性还是生活吗？应该说，女人看A片不是堕落下流的表现，不是道德素养的低落，恰恰是身心健康充满活力的最佳注解，而往 往一个对性失去兴趣和热衷的女人，不是身体上出现病态，就是心理上提前早衰。
生活中，女人为什么要表现性感？男人为什么喜欢性感？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性感不仅仅是一种美丽，是一种魅力，是一种时尚，其更重要的在于性感让人年 轻，让人动心，让人愉悦。一个爱看A片女人身上流淌的是激情是热烈是活力，试问哪个男人不喜欢这样的女人呢？至于有男人跳出来持有不同意见，足见这些男人 不是爱装逼就是有毛病，只能算个残疾人，根本也不必把他们当男人看待。
二、爱看A片的女人身心和谐。
通常情况下，一个没有性欲或对性毫无兴趣的女人十之八九出现了生理或心理问题，即她完全不是一个健康健全的女人，尽管没有性也可以照样活的自在，但相比之 下喜欢看A片的女人的性欲却很旺盛，更招男人喜欢，起码表明人家的身体健康，心理正常。喜欢看A片的女人在观赏过程中，会不知不觉以此为教材，以此为老 师，懂得和学会各种技巧和招式，比如她喜欢尝试各种体位、喜欢掌握主动权、了解人性化的需求、掌握当下最新行情动态等等，最关键的一点在于看A片可使性冷 淡、性欲弱的女人培养出浓厚的性趣，不仅婚前她会更加疼爱自己的男友、情人，婚后也会更加关爱自己的老公。
只有身心和谐，生活才会精彩，家庭事业才会双丰收。如果说“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个伟大的女人”这话正确的话，那么可能这个“伟大的”女人，绝对是一个身心和谐的女人，当然也说不定就是个爱看A片的女人。
三、爱看A片的女人善解人意。
女人聪明不聪明，不是男人择偶考虑的主要问题，即一个女人不必非得聪明绝顶，但善解人意则不可忽缺，儿戏不得。基于此种原因，在择偶过程中，不禁会发现爱 看A片的女人大都善解人意。即使那些顽固不化的女人看了以后，也会对男友的行为有了很大的理解和体谅。据林言同志观察和分析，大凡脑子拐不弯的女人一般不 爱看A片，而有情趣的女人却占了多数，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故弄玄虚。林言同志有一朋友娶了个爱看A片的女人回家后，不仅夫妻感情好，且他的妻子打理家 务和为人处事井然有序，方方面面均显灵活，处处招人喜爱。当然，并非说爱看A片的女人就一定善解人意，处事有方，而是说爱看A片的女人在观赏的过程中，会 不断拓展自己的思维能力，不断懂得换位思考，应该说对生活对工作都会带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有很多女人不仅自己不爱看，而且强烈反对男友观看，普遍理由就是“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难道我还满足不了你？！”但是，一个爱 看A片的女人却不会出现这种责难和抱怨，因为她已经很理解你，并且她也会设身处地为你着想和考虑。这就如同一个不爱看足球的女人，当她哪天也爱看足球的时 候，自然再也不会反感你的行为，顶顶重要的是增进了彼此的感情，何乐而不为之呢？试想，娶一个善解人意的女人为妻，难道不是人生的一件美事吗？
四、爱看A片的女人不易出轨。
爱看A片的女人不易出轨，这也许是最值得男人重视的一点。林言同志很久以前就说过“淑女出轨猛于浪女”之言，也说过浪女“因为淫荡，所以迷人”的话，其主 题就是——别看平时淑女一本正经的样子，要么不出轨，出起轨来要人命，而浪女因为见多识广，见怪不怪，所以从良后反而对老公恩爱有加。据此推论，爱看A片 的女人不会轻易红杏出墙，走火入魔，也不会一不小心溜神给老公戴个“绿帽子”。反观那些从不看A片的女人，婚后长期只与老公一人相守，由于信息有限，接触 较少，加之外面男人的不良勾引和内在的欲望的驱使，一个蠢蠢欲动的心便禁不住诱惑，身不由己的出轨就在所难免，于是家庭开始四分五裂，感情出现严重危机。 就这样，原本和睦的一个个家庭在出轨的浪潮中飘摇，在离婚的洪流中解体，在孩子的哭泣中散场。这样活生生的案例在我们身边还少吗？这样妻离子散的场景怎不 令人动容深思呢？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其实，男人入错行还可以改行，而娶错妻比入错行更是件糟糕的事，也更加令人痛心疾首。毕竟，一个爱看A片的女人成家后， 如果遭遇婚外恋或一夜情时，基本不会觉得新鲜和刺激，相反会觉得男人“就是那么回事”。在此心态和认知下，任何男人在她面前也只不过是个工具罢了，反而没 什么了不起，当然也提不起玩出墙的把戏了。
在现今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下，至于仍有人视A片视为瘟疫或不健康的 东西，实在是观念认识上出了障碍和偏差。须知，世界上只有肮脏的灵魂，只有丑陋的思想，却没有肮脏的身体，没有丑陋的眼睛。前一阶段，林言同志曾谈及《宁可阉掉也不娶的三种女人》，即喜欢上网聊天的女人不娶、喜欢泡酒吧的女人不娶、喜欢去迪厅跳舞的女人不娶，除此三种女人坚决不娶外，今林言同志强调娶妻的 一个重要条件——这个女人必须爱看A片。
一、爱看A片的女人富有激情。
对林言同志而言，一个女人也许最最重要的不是她拥有漂亮的脸蛋，拥有魔鬼般身材，拥有优雅的气质，拥有满腹的学问，拥有深厚的修养，而是一个身体健康对生 活充满激情的女人。女人的激情多种多样，形态各一，色彩斑斓，缤纷美丽，其中对性的热爱就是对生活的最大的热爱，这不是偏面的认识或个人的臆断，而这是女 人骨子里的意识，所谓性生活——没有性还是生活吗？应该说，女人看A片不是堕落下流的表现，不是道德素养的低落，恰恰是身心健康充满活力的最佳注解，而往 往一个对性失去兴趣和热衷的女人，不是身体上出现病态，就是心理上提前早衰。
生活中，女人为什么要表现性感？男人为什么喜欢性感？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性感不仅仅是一种美丽，是一种魅力，是一种时尚，其更重要的在于性感让人年 轻，让人动心，让人愉悦。一个爱看A片女人身上流淌的是激情是热烈是活力，试问哪个男人不喜欢这样的女人呢？至于有男人跳出来持有不同意见，足见这些男人 不是爱装逼就是有毛病，只能算个残疾人，根本也不必把他们当男人看待。
二、爱看A片的女人身心和谐。
通常情况下，一个没有性欲或对性毫无兴趣的女人十之八九出现了生理或心理问题，即她完全不是一个健康健全的女人，尽管没有性也可以照样活的自在，但相比之 下喜欢看A片的女人的性欲却很旺盛，更招男人喜欢，起码表明人家的身体健康，心理正常。喜欢看A片的女人在观赏过程中，会不知不觉以此为教材，以此为老 师，懂得和学会各种技巧和招式，比如她喜欢尝试各种体位、喜欢掌握主动权、了解人性化的需求、掌握当下最新行情动态等等，最关键的一点在于看A片可使性冷 淡、性欲弱的女人培养出浓厚的性趣，不仅婚前她会更加疼爱自己的男友、情人，婚后也会更加关爱自己的老公。
只有身心和谐，生活才会精彩，家庭事业才会双丰收。如果说“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个伟大的女人”这话正确的话，那么可能这个“伟大的”女人，绝对是一个身心和谐的女人，当然也说不定就是个爱看A片的女人。
三、爱看A片的女人善解人意。
女人聪明不聪明，不是男人择偶考虑的主要问题，即一个女人不必非得聪明绝顶，但善解人意则不可忽缺，儿戏不得。基于此种原因，在择偶过程中，不禁会发现爱 看A片的女人大都善解人意。即使那些顽固不化的女人看了以后，也会对男友的行为有了很大的理解和体谅。据林言同志观察和分析，大凡脑子拐不弯的女人一般不 爱看A片，而有情趣的女人却占了多数，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故弄玄虚。林言同志有一朋友娶了个爱看A片的女人回家后，不仅夫妻感情好，且他的妻子打理家 务和为人处事井然有序，方方面面均显灵活，处处招人喜爱。当然，并非说爱看A片的女人就一定善解人意，处事有方，而是说爱看A片的女人在观赏的过程中，会 不断拓展自己的思维能力，不断懂得换位思考，应该说对生活对工作都会带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有很多女人不仅自己不爱看，而且强烈反对男友观看，普遍理由就是“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难道我还满足不了你？！”但是，一个爱 看A片的女人却不会出现这种责难和抱怨，因为她已经很理解你，并且她也会设身处地为你着想和考虑。这就如同一个不爱看足球的女人，当她哪天也爱看足球的时 候，自然再也不会反感你的行为，顶顶重要的是增进了彼此的感情，何乐而不为之呢？试想，娶一个善解人意的女人为妻，难道不是人生的一件美事吗？
四、爱看A片的女人不易出轨。
爱看A片的女人不易出轨，这也许是最值得男人重视的一点。林言同志很久以前就说过“淑女出轨猛于浪女”之言，也说过浪女“因为淫荡，所以迷人”的话，其主 题就是——别看平时淑女一本正经的样子，要么不出轨，出起轨来要人命，而浪女因为见多识广，见怪不怪，所以从良后反而对老公恩爱有加。据此推论，爱看A片 的女人不会轻易红杏出墙，走火入魔，也不会一不小心溜神给老公戴个“绿帽子”。反观那些从不看A片的女人，婚后长期只与老公一人相守，由于信息有限，接触 较少，加之外面男人的不良勾引和内在的欲望的驱使，一个蠢蠢欲动的心便禁不住诱惑，身不由己的出轨就在所难免，于是家庭开始四分五裂，感情出现严重危机。 就这样，原本和睦的一个个家庭在出轨的浪潮中飘摇，在离婚的洪流中解体，在孩子的哭泣中散场。这样活生生的案例在我们身边还少吗？这样妻离子散的场景怎不 令人动容深思呢？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其实，男人入错行还可以改行，而娶错妻比入错行更是件糟糕的事，也更加令人痛心疾首。毕竟，一个爱看A片的女人成家后， 如果遭遇婚外恋或一夜情时，基本不会觉得新鲜和刺激，相反会觉得男人“就是那么回事”。在此心态和认知下，任何男人在她面前也只不过是个工具罢了，反而没 什么了不起，当然也提不起玩出墙的把戏了。
天朝最无用与最勤政的政府部门排名
最无用部门的部门：
1。国家地震局：建成数十年来，没有预测过一个地震，没有发明过一项预震防震抗
震技术，没有推行过一套预震防震抗震教育。以无为而治，荣登榜首。
2，国家统计部门：近二十年，尤其是近十年来，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没有一项得
到社会认可，没有一项有人相信，尤其以日前cpi指数微超3%和年前房价成本效益统计，
为社会所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其以有为而无所作为，做无用功最多，而喜获第二名。
3，国家质量监测部门：随着毒牛奶案件的惊天大曝光，质量监测局的免检产品纷纷
落马，一时间风头无两，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顺利击败大部分对手，获得第三名。
4，环境保护监测部门：环保部门以数十年为一日的稳定无能，日日励精图治，年年
环境恶化。尤其以将黄河治理断流这一伟大功绩，获得了最无用部门的第四名，同时，环
保部门以其唯一的业务——罚款。获得了第一罚款单位的荣誉称号。
5，证监会：出道数年时间的非凡表现，仅靠在06年到10年四年的出色表现，就以各
种黑幕交易和监督无力，迅速抢滩登陆，被中国股民们顶上了最无能部门第五名。
最勤政的部门+个人：
1，城管部门：十年前，城管以吃苦耐劳，协作出警，风餐露宿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
度，以二线执法者的名义，一度成为中国最辛苦的非公务员。十年后，城管洗心革面，一
出道，就以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打砸抢夺事件，一下子，荣登最勤政部门榜首，代表作
有：城管打老头，城管强拆市场小贩，尤其以城管打人后逃离，三车辆被愤怒群众掀翻事
件，一下子成功获得赫赫威名。
2，税务部门：以30年，年年税收有10%左右的增长，不声不响的获得此殊荣。
3，土地管理局：以近十年，尤其是近五年来的非凡业绩，尤其以一席，“没有老子
卖地，谁来养活你们其他部门！”的惊人语录，成功获得最勤政代表第三。
4，交通部门：几大事件，将交通部门迅速的让其从众多部门中脱颖而出，尤其是7
0码，李刚门等等事件，交通部门不但执法，而且在执法同时，还肩负起了重新制定速度
计量公式，重新制定速度监测标准，重新制定交通法规，重新制造交通现场证据等等一系
列工作，可谓劳苦功高，人民都将最勤政第四送给了他们。
5，国家总理：总理自上任以来，不停奔波于全国及全世界各处，与日本老太太打太
极，与澳门同胞打太极，与各处同胞打太极，学习木兰扇，打太极拳同时还要日理万机。
以至于奔波劳苦，频频到访各处灾害现场，以《温文尔雅》、“我来迟了”、“总理的眼
泪”等等。迅速击败所有总理和部门，以个人身份，获得第五名
1。国家地震局：建成数十年来，没有预测过一个地震，没有发明过一项预震防震抗
震技术，没有推行过一套预震防震抗震教育。以无为而治，荣登榜首。
2，国家统计部门：近二十年，尤其是近十年来，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没有一项得
到社会认可，没有一项有人相信，尤其以日前cpi指数微超3%和年前房价成本效益统计，
为社会所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其以有为而无所作为，做无用功最多，而喜获第二名。
3，国家质量监测部门：随着毒牛奶案件的惊天大曝光，质量监测局的免检产品纷纷
落马，一时间风头无两，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顺利击败大部分对手，获得第三名。
4，环境保护监测部门：环保部门以数十年为一日的稳定无能，日日励精图治，年年
环境恶化。尤其以将黄河治理断流这一伟大功绩，获得了最无用部门的第四名，同时，环
保部门以其唯一的业务——罚款。获得了第一罚款单位的荣誉称号。
5，证监会：出道数年时间的非凡表现，仅靠在06年到10年四年的出色表现，就以各
种黑幕交易和监督无力，迅速抢滩登陆，被中国股民们顶上了最无能部门第五名。
最勤政的部门+个人：
1，城管部门：十年前，城管以吃苦耐劳，协作出警，风餐露宿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
度，以二线执法者的名义，一度成为中国最辛苦的非公务员。十年后，城管洗心革面，一
出道，就以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打砸抢夺事件，一下子，荣登最勤政部门榜首，代表作
有：城管打老头，城管强拆市场小贩，尤其以城管打人后逃离，三车辆被愤怒群众掀翻事
件，一下子成功获得赫赫威名。
2，税务部门：以30年，年年税收有10%左右的增长，不声不响的获得此殊荣。
3，土地管理局：以近十年，尤其是近五年来的非凡业绩，尤其以一席，“没有老子
卖地，谁来养活你们其他部门！”的惊人语录，成功获得最勤政代表第三。
4，交通部门：几大事件，将交通部门迅速的让其从众多部门中脱颖而出，尤其是7
0码，李刚门等等事件，交通部门不但执法，而且在执法同时，还肩负起了重新制定速度
计量公式，重新制定速度监测标准，重新制定交通法规，重新制造交通现场证据等等一系
列工作，可谓劳苦功高，人民都将最勤政第四送给了他们。
5，国家总理：总理自上任以来，不停奔波于全国及全世界各处，与日本老太太打太
极，与澳门同胞打太极，与各处同胞打太极，学习木兰扇，打太极拳同时还要日理万机。
以至于奔波劳苦，频频到访各处灾害现场，以《温文尔雅》、“我来迟了”、“总理的眼
泪”等等。迅速击败所有总理和部门，以个人身份，获得第五名
2010年8月6日星期五
2010年8月5日星期四
曹长青：西藏问题真相与洗脑
一、中国人怎样被洗脑
二、西藏问题的真相
三、怎样消除藏汉两族的仇恨
西藏问题，不仅是一个少数民族政策问题，也不仅仅是西藏是否独立的问题，它关系到以什么价值作为建立将来民主中国的根本原则。如果不把人的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无法建立起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也不会圆满解决民族冲突和领土争端。
一、中国人怎样被洗脑
为什么很多中国人谈到西藏问题时有这么强烈的民族情绪和大国沙文主义意识？主要是因为在共产党长期单一性的灌输中，人们对西藏的思维已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转向了同一个轨道。在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中国大陆，政府统治着出版，即统治着对历史的解释。
这样的专制社会，历史真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历史的解释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连中共西藏问题权威牙含章都直言，他写书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是“组织上”安排他写。牙含章的表白，说出了中共建政后出版的所有关于西藏问题书籍的基本特征：历史事实要服从政府宣传。
即使近年大陆出版的西藏书籍，仍然延续着这种宣传企图。1993年5月，北京华侨出版社出版了三十多万字的《西藏风云纪实》，该书极力歌颂中共给藏人带来了“人间天堂”。例如，对一九五四年康藏、青藏公路的通车，该书夸张道：“整个世界都震惊了，整个人类都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倾斜，整个世界都把目光骤然投向古老世界的东方之巅。”[3]而对1959年中共所谓“平乱”，屠杀了八万多藏人的暴行，该书却称为“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间天堂出现在西藏人的眼前。” “西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真是人间奇迹。”[4]
恐惧不同声音
中国人就是在这样单一的具有强烈宣传企图的书籍中，得到关于西藏的知识。而西方学者和流亡藏人学者对西藏的研究，只要不符合北京政府的观点，在中国出版都是极为困难的。唯一的例外是美国作家艾夫唐（John F. Avedon）的著作《雪域境外流亡记》，1988年3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5]艾夫唐曾是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他用了四年时间，在美国和印度采访了一百多名藏人，包括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见证人，以及达赖喇嘛本人，写成了三十万字的专著。该书受到广泛好评。《洛杉矶时报》称“艾夫唐详细叙述的真实故事令人目瞪口呆，他所传递的双重资讯——被中共镇压的西藏以及流亡在雪域之外的无畏的自由西藏——造就出近年来最具意义的报导文学。”《华盛顿邮报》评论这是“一本掷地有声的书，如果你有一颗关切这个时代的正在挣扎的灵魂，此书不可不读。”
据后来台湾慧炬出版社重印此书的说明，该书在拉萨被抢购一空，其内容成为大街小巷人们议论的话题，拉萨的几乎所有大学生都读了这本书，他们认为从此书得知了西藏的真实历史。但该书出版不久，就被当局强令停止发行，并收缴已售出的版本。中共当局在“紧急通知”中说，此书的公开发行是“工作中的失误”。[6]
如果中国政府出版的关于西藏的书籍是真实的，应该不恐惧不同声音的挑战。而中共当局封锁一切非官方观点的书籍，包括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只能说明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宣传是谎言，因为真实是不怕比较的。经过长达四十年的洗脑，中国人头脑里关于西藏的知识，全是政府灌输的观点。而中国人历史性的“大一统”情结，又为接受这样的西藏观提供了土壤。
制度化的谎言
这种政府宣传在中国人的头脑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例如我的一位朋友，是中共中央某部的干部，最近来纽约办事时顺便来看我。我将一本十四世达赖喇嘛谈人生的书《慈悲与个人》中译本送给了她。她惊讶地指著书的封面上的达赖喇嘛头像说，“他的微笑是多么真诚、慈爱！”她说以前从未见过达赖喇嘛的头像，听到的政府宣传都是“达赖分裂叛国”等等，她脑中能想像到的达赖喇嘛是一个凶狠的坏人形象。达赖喇嘛的这本书所阐述的爱、慈悲和承担人类责任的哲学使她读后非常感动。她回国时向我又要了一本《慈悲与个人》，带回北京送给她最好的朋友。
而我个人对西藏问题看法的转变也有着与她几近相同的经验。我大学毕业后在中国一直做新闻记者，但我头脑中的西藏知识全是官方灌输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西藏的真实。虽然对我来说西藏是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但我从未怀疑过她是中国的一部份。来到美国后，阅读到一些西方学者和藏人的著作，才感到中共对西藏的看法是片面的，更有很多是不真实的。无论是对西藏的历史，还是现实，中国政府都像它在其他领域一样制造了很多谎言。
在美国生活的几年中，我了解到中共不仅在西藏问题上歪曲事实，在其他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上也是编织谎言。这里仅举几例：
中共向以“西安事变”做宣传，抨击国民党和蒋介石，炫耀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但我1991年在纽约访问到了“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了解到历史并非中共宣传的那样。而张学良不想去大陆的主要原因是他不同意北京当局把他视为“西安事变”大功臣的看法，他视自己为“一个鲁莽从事的历史罪人”；[7]中共操纵的史籍和文学作品都宣扬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主角。但海外的历史书籍记载的是，国民党的军队担负了百分之八十的主战场。
对于朝鲜战争，中共长期宣传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但我1992年在夏威夷的韩战阵亡美军墓地看到这场战争的详细示意图，标示的是北朝鲜军队率先使用武力攻占南朝鲜。后来从历史书籍中了解到，北朝鲜军队用武力统一南朝鲜的举动，受到世界多数国家谴责，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案，组成以美军为首，包括其他十几个国家的联合国部队，在朝鲜仁川登陆，制止了北朝鲜的侵略。但中国政府一向宣传是美国人要打中国，只字不提是联合国的部队，在执行联合国决议案。
中共政权对历史事件随意编织的事例不胜枚举，包括邓小平主导的“中越自卫反击战”，真相也不是当局向人们交代的那样。而中共党史书上记载的十几次所谓“路线斗争”，更没有客观真实可言。读一读海外研究中共党史的书籍，包括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写的回忆录，都可以了解到中共是怎样玩弄历史于股掌。
洗掉“共产软件”
因此我总是对刚刚从国内出来的朋友讲，要警惕自己头脑中被中共灌输的“知识”。要视自己的大脑如同一台电脑，有意识地将中共输入的宣传“软件”一件一件地洗掉，然后重新输入新的软件，输入真实。但遗憾的是，许多中国人对这项必须做的事没有给予十分重视。有的人以为来到了西方，就自然知道了真实，其实人的头脑与电脑一样，如果不是有意识地进行清洗和再输入的程式，一台电脑即使从中国搬到美国，放了多少年，那里面的“共产软件”也不会自动发生变化。
这种“共产软件”的可怕性可以从徐明旭近来发表的几篇谈西藏的文章中看出。徐明旭已旅居美国多年，但他的文章仍充满共产党的逻辑。例如他在“藏独是民主中国的末日”一文中，不仅重复中共“西藏人权白皮书”中的观点，为中共杀害一百多万藏人辩护，还用武断的中共口吻说：“任何去过西藏的人都会发现，如今藏人已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这不是与中共宣传部一样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从中共占领西藏至今，藏人什么时候享受过“充分的宗教自由”？在中国人的宗教自由被普遍剥夺和侵犯的情况下，共产党怎么会单单给藏人“充分的宗教自由”？这不仅经不起调查，都不符合一般的逻辑常识。而且说“任何去过西藏的人都会发现，”更是毫不负责任的信口胡言。至少我读过的一些西方学者去过西藏后写的文章，就明确指出藏人的宗教自由被严重侵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员、汉学家司马晋（James D. Seymour）不久前去过西藏，他最近写的关于西藏的文章，仍然指出藏人的宗教自由怎样被侵犯。而且徐明旭的文章是自相矛盾的。他在说“藏人已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之前，又说“毫无疑问，目前藏人也与汉人一样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在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一个地方，人们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却“享受着充分的宗教自由”吗？这符合逻辑常识吗？而且在这篇文章中，徐明旭还荒唐地把中共一九八九年春天在拉萨对藏人的武力镇压（据当时在场的原《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献后来写的报导，有四百多藏人被屠杀）等同于美国警方一九九二年春天在洛杉矶制止“黑人骚乱”，认为两者都是必须的。这种毫无正义和是非原则的混帐逻辑只有满脑袋“共产软件”的人才想得出来！
以徐明旭为代表的这种“大中国至上”的沙文主义情绪，和为中共专制政权辩护的愚昧，根本原因是中共长期宣传洗脑而输入的“共产软件”还在顽固地继续运转着。对这些人来说，与其绞尽脑汁在“谎言的软件”里挣扎，不如换几块清新、真实的软盘。在真实资讯可以自由流通的世界，死驮着谎言是很累的。
二、西藏的真相
对于西藏的真相，中共最为强调的是，西藏从元朝时就和中国在一块版图内。但今人以当年蒙古帝国对西藏和中国的同时兼并与统治，作为中国从此就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依据，逻辑上是不通的。退一步讲，即使当年被成吉思汗兼并后的版图被认为是今天这块土地应该统一的理由，这个理由也应由成吉思汗的子孙蒙古人提出，而不应是当时同样被兼并的中国人提出。再退一步讲，如果今天的中国人认为西藏曾是蒙古帝国建立的元朝的一部份，西藏就是中国领土的法理根据，那么中国人就应该对当时蒙古帝国辖下的越南、朝鲜和俄罗斯的大片土地都相应地提出主权要求，单独提出西藏也是逻辑不通的。
在1992年9月发表的“西藏人权白皮书”中，中共引证了清朝时期西藏与中原密切往来的很多历史资料来证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这些史料确实是有所记载的。但西藏流亡政府1993年出版的《西藏的真相》一书，也引证了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西藏一直是独立的。这些资料在史书上也是存在的。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西藏的特殊历史地位。西藏与清朝的关系实际上一直是一种“和藩”的关系：即名义上西藏归属中国管辖，实际上藏人独立管理自己的一切内部事务。这种情形或叫 “高度自治”，或叫“事实独立”。在清王朝的260多年间，基本都是这样的和平关系。
从辛亥革命到1950年中共占领西藏这近四十年间，西藏“事实独立”的特征更为明显。清朝末年清军曾一度攻占了拉萨，但两年后被击败驱除。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3年初宣布西藏为独立的国家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虽然两次派特使去西藏规劝，但并没有采用武力解决西藏问题。[8]因此连本文前面提到的北京出版的《西藏风云纪实》一书，也承认“从一九一一年起，西藏开始享有了事实上的独立和国际承认。”[9]即使毛泽东当年也没有视西藏为中国的一个行省。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了红军长征时藏人给予食物和给他们借宿的帮助，毛泽东在接受斯诺访问时对此感激地说：“这是我们对外国的唯一欠债。”[10] 据中国法学学者于浩成的研究，毛泽东在1945年春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认为西藏应实行“民族自决”。但后来的《论联合政府》文本将这段话删掉了。在香港仍可看到《论联合政府》的原始文本，上面有这样的话。[11]
为什么中共建政前的历代中国统治者都没有采用武力占领的方式直接统治西藏呢？可能他们都做过这样的权衡：汉人不习惯于西藏的高原气候，也不习惯于那里成为日常生活的宗教氛围，而且西藏是一块不毛之地，直接军事统治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用“册封”的方式，取得名义上的管辖，显然更为合算。即使康熙年间，清王朝处于鼎盛阶段，康熙大帝也没有像后来毛泽东那样用军事占领方式，直接统治西藏。
同时西藏作为宗教社会，也没有谋求成为一个典型的独立国家。因为西藏众多男子是僧侣，佛教主张不杀生，在这样的宗教文化背景下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所需要的庞大军队是困难的；而且西藏的高原内陆地理条件使那里的经济发展迟缓，物质缺乏。他们也需要中国提供的军事保护和物质援助。既然中国人不到他们的土地上直接管辖西藏内部事务，又提供保护和援助，那么对保持这种“和藩”关系，藏人也认为是可行的。所以也没有强烈感觉到有宣称独立的必要。
应该说，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中最傻瓜、最狂妄的是中共政权。它打破了历代中国政府与西藏的这种互相得益的关系，以军事占领方式，对西藏进行直接统治，还强行社会主义改造。结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制造了深深的种族仇恨。今天西藏问题愈演愈烈，已经说明中共这种直接统治的失败。而中共的强权镇压，更唤出和加强了西藏人民要求独立的声音。
刺刀下的“十七条协议”
当然，中共认为它的占领是合法的，根据是西藏代表于1950年签署了同意解放军和平进藏的“十七条协议”。但稍有这段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在大军压境下藏人被迫做的选择。当时中共军队数量达到520万，比西藏的全部人口还多。藏人无论如何是打不过中共的。而且四万解放军已渡过金沙江，攻占了康区首府昌都。西藏政府不得以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谋求和平。“十七条协议”是北京方面草拟的，胁迫西藏代表签字后，加盖的西藏代表印章是北京方面刻制的。[12] 而远在拉萨的达赖喇嘛等通过北京电台发布的新闻才得知条款内容。[13]它起码说明“十七条”并不是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
但后来西藏政府接受了“十七条协议”，因在大军威逼下除此没有别的选择。“十七条”主要条款是：解放军和平进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份；西藏实行民族自治；现有的政治制度不变；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地位与职权不变；实行宗教自由政策；西藏的改革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中央不加强迫。[14]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共对藏人的许诺一条也没有遵守。这就是为什么1959年西藏爆发了全民抗暴起义。该起义迅速被中共镇压。据中共档说，八万多藏人被“消灭”。近十万藏民随达赖喇嘛越过喜马拉雅山，逃亡到印度。
但中共“西藏人权白皮书”却说共产党给西藏带来“繁荣和进步”。说西藏“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利，”“当家作主人”。共十二章的“白皮书”中多至八章是介绍西藏被“解放”之后的巨大变化，八章中引述的炫耀共产党功绩的统计数字多达269处。[15]全部数字力图说明北京政府给了西藏巨大经济援助，使西藏变为了“人间天堂”。且不说这些数字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监督的国家是否可信，即使数字是准确的，经济援助再大，也不能证明中共用武力恫吓的方式强迫藏人签署协议，然后军事占领西藏的合法性。因为一切“条约”的法律依据都是“签约各方必须自主、自愿。”而“十七条协议”是威逼下的产物。这就如同中国大陆人熟悉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样，恶霸地主黄世仁强抢喜儿成婚，按照黄世仁的逻辑，也是合法的，因为喜儿的父亲杨白劳在“同意书”上按了手印。但这纸“协议书”是杨白劳在威逼下被迫签署的。当然，黄世仁可以辩解说，他后来向喜儿一家提供了很多物质援助，补修了她家的漏风墙，送了很多粮食，还给喜儿买了几吨“红头绳儿”，喜儿自从到了他的手里，经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谓“没有黄世仁，就没有新喜儿。”但这一切经济援助和补偿能证明喜儿被强娶到黄家的合法性吗？不能！因为这场婚姻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是喜儿的自由意愿！只要喜儿不是发自内心自愿选择的，这场婚姻就没有法理根据。当然，使用强权和武力，黄世仁可以把喜二抢到家里强暴，但他无法征服喜儿那时刻准备反抗的心。这就是为什么喜儿宁肯逃到深山吃野果当“白毛女”，也不忍受强权下的富裕。对自由的追求是人存在的规定性。在强权暴政之下，人是会低头。但内心深处那颗渴望自由的灵魂是永远不会屈服的，它会找任何机会向强权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在邓小平的统治下，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毛泽东时代已有很大提高，仍然发生了八九民主运动。
从另一个角度说，正如中共无法证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中国政府也无法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西藏这一切”。与共产党的说辞正相反，显见的事实是，在香港和台湾，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那里反而更繁荣，更民主。即使在蒙古共和国，结束了共党统治，外蒙古的人民比中共统治下的“内蒙古人”活得更开心。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那里的藏人活得丰衣足食，还有自由。这就是为什么至今还有大量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逃离西藏。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自1979至1992年间，仅逃到印度的藏族青少年就达四千多人。[16]
三、怎样消除藏汉两族的仇恨
面对西藏的这些事实，主张“大一统”的中国人，包括相当一些民运人士会辩解说，他们并不是为中共辩护，因为他们也是中共专制统治的受害者。尤其是持沙文主义观点的徐明旭先生，多次在文章中提到他“曾因发表小说暴露中共腐败而被流放到西藏多年，”也是受害者。但是，一个人受过迫害，是不是就一定比他们的迫害者正确？对共产文化有精细观察的捷克作家昆德拉对此做过研究。他在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中借主人翁的口说：“我要告诉你我一生最悲哀的发现：那些受害者并不比他们的迫害者更好。我很容易想像他们的角色调换一下的样子。”[17]从中国的现实也可以看到这一点。邓小平当年受过毛泽东的三度迫害，但他主导的 “六四屠杀”，显示他并不比毛泽东更有人性。一个人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他是受害者还是迫害者，而是两者的价值观念是否不同。从徐明旭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尽管他受过中共的迫害，但他的价值观与共产党是一样的，那就是视国家、群体、边界等价值高于人的自由，为了国家利益，可以剥夺个人自由，摧残个体。而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最根本的错误就在于，强调国家群体价值，而剥夺个人选择自由的权利。结果是不仅个人自由丧尽，国家也没有强大。而西方文明所以能够战胜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视人的自由为最高原则。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今年三月，我在纽约参加了藏人庆祝新年的晚会。在那个约有三百名藏人聚集（纽约总共只有350多名藏人）的新年之夜，他们身着藏族传统服装，在雪山狮子旗（西藏国旗）下用藏文祈祷，唱西藏国歌；他们在传统的藏族音乐中跳着豪放的藏族舞；他们饮着米酒倾诉着中国政府对他们的迫害，表达他们一定要争回自己家园的坚定信念。看着他们那众志成城的神态，听着他们男女老少手挽手狂舞时“海哟！海哟！”的呼声，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无法征服的民族。不管是现在的中共政权，还是将来任何形式的中国政府，都无法用武力征服这个民族的心。
当晚我曾和十几个藏人交谈。由于多年受中共迫害和汉人的种族歧视，他们谈起中国人，充满愤怒。年轻一代藏人，这种情绪更为严重。流亡在印度的青年藏人，要求武装反抗中国人的呼声日益强烈。达赖喇嘛不得不几次公开表示，如果藏人要采用暴力方式，他将辞去在西藏流亡政府的职务。每年三月十日，是藏人纪念1959年反抗中共的抗暴纪念日。今年，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许多激进的年轻藏人要举办步行到拉萨的大游行，不顾被中共边防军射杀的危险。在达赖喇嘛的劝导下，最后才改为徒步游行到新德里。一位年轻的藏人对我说，“如果没有什么原因，我们藏人凭什么无缘无故地恨中国人？我们遇到的中国人绝大部份都支持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占领，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怎么把中共政权与中国人区分开？”他的话使我想到毛泽东那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藏人为什么这么恨中国人？如果不是中共政府和中国人对西藏人民欺辱太甚，他们能产生这样深深的怨恨吗？我们谁有过毫无理由地恨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经验？那些徐明旭们那么热衷而顽固地为中共已经十分强大的宣传增加分贝，怎么让藏人把中共政权和中国人分开？不管徐明旭们怎么强调“大一统情结已经成为大多数汉人的集体无意识，”错误都不能由于大多数人都错它就变成了正确。如果徐明旭的“大多数”是有根据的话，那就更证明大多数中国人对今天西藏人民的悲惨处境是负有责任的。在一个资讯能够自由流通的中国，我坚信，绝大多数中国人会尊重西藏人民的选择权利，因为中国人民的心与西藏人民的心是一样的，他们最终的呼唤都是自由！
今天，任何人都看到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即将结束。未来民主中国的领导人是否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消除藏人对中国人的怨恨，关键是看这些领导人有没有现代文明意识——那就是尊重民族自决，尊重藏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将人的自由视为处理一切争端和矛盾的最高原则。而在这一进程中，非常关键的因素是中国能否产生一大批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份子，他们能够对徐明旭似的心存“大一统”情结、歧视少数民族的愚昧民众进行启蒙教育。如果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和知识份子一面主张民主自由，一面坚持对藏人权利和自由的剥夺，那就是对自由的亵渎，他们追求的也绝不会是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正如藏人旦真洛布在接受我采访时说的，“当我与天安们的学生领袖们谈起六四屠杀时，我们一起谴责北京政权，但当我提起西藏问题时，他们马上又附和起中国政府。他们这是争取的哪一门子的民主自由……”
注释:
1、徐明旭:“藏独是民主中国的末日”，纽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三月号
2、读者投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四月号，第一零四页
3、4、《西藏风云纪实》，华侨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北京）
5、《雪域境外流亡记》，（美）约翰·F·艾夫唐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拉萨）
6、台湾重印此书的说明
7、曹长青：“张学良纽约忆往”， 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七日
8、孔庆宗：“黄慕松入藏纪实”，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西藏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一九八五年，北京。
9、同3
10、埃德华·斯诺：《西行漫记》，英文版（New York，Grove，1961）第九十六页
11、于浩成先生与笔者的谈话，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七日于纽约
12、13、《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1993年编辑出版（印度，达兰萨拉）
14、“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一九九二年九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见香港《大公报》，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第八版
15、对中共“西藏白皮书”中二百六十九处统计数字的说明
16、同12
17、米兰·昆德拉：《为了告别的宴会》，英文版（New York，Penguin，1977），第七十页
（原载纽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六月号）
1995-06-01
二、西藏问题的真相
三、怎样消除藏汉两族的仇恨
西藏问题，不仅是一个少数民族政策问题，也不仅仅是西藏是否独立的问题，它关系到以什么价值作为建立将来民主中国的根本原则。如果不把人的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无法建立起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也不会圆满解决民族冲突和领土争端。
一、中国人怎样被洗脑
为什么很多中国人谈到西藏问题时有这么强烈的民族情绪和大国沙文主义意识？主要是因为在共产党长期单一性的灌输中，人们对西藏的思维已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转向了同一个轨道。在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中国大陆，政府统治着出版，即统治着对历史的解释。
这样的专制社会，历史真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历史的解释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连中共西藏问题权威牙含章都直言，他写书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是“组织上”安排他写。牙含章的表白，说出了中共建政后出版的所有关于西藏问题书籍的基本特征：历史事实要服从政府宣传。
即使近年大陆出版的西藏书籍，仍然延续着这种宣传企图。1993年5月，北京华侨出版社出版了三十多万字的《西藏风云纪实》，该书极力歌颂中共给藏人带来了“人间天堂”。例如，对一九五四年康藏、青藏公路的通车，该书夸张道：“整个世界都震惊了，整个人类都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倾斜，整个世界都把目光骤然投向古老世界的东方之巅。”[3]而对1959年中共所谓“平乱”，屠杀了八万多藏人的暴行，该书却称为“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间天堂出现在西藏人的眼前。” “西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真是人间奇迹。”[4]
恐惧不同声音
中国人就是在这样单一的具有强烈宣传企图的书籍中，得到关于西藏的知识。而西方学者和流亡藏人学者对西藏的研究，只要不符合北京政府的观点，在中国出版都是极为困难的。唯一的例外是美国作家艾夫唐（John F. Avedon）的著作《雪域境外流亡记》，1988年3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5]艾夫唐曾是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他用了四年时间，在美国和印度采访了一百多名藏人，包括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见证人，以及达赖喇嘛本人，写成了三十万字的专著。该书受到广泛好评。《洛杉矶时报》称“艾夫唐详细叙述的真实故事令人目瞪口呆，他所传递的双重资讯——被中共镇压的西藏以及流亡在雪域之外的无畏的自由西藏——造就出近年来最具意义的报导文学。”《华盛顿邮报》评论这是“一本掷地有声的书，如果你有一颗关切这个时代的正在挣扎的灵魂，此书不可不读。”
据后来台湾慧炬出版社重印此书的说明，该书在拉萨被抢购一空，其内容成为大街小巷人们议论的话题，拉萨的几乎所有大学生都读了这本书，他们认为从此书得知了西藏的真实历史。但该书出版不久，就被当局强令停止发行，并收缴已售出的版本。中共当局在“紧急通知”中说，此书的公开发行是“工作中的失误”。[6]
如果中国政府出版的关于西藏的书籍是真实的，应该不恐惧不同声音的挑战。而中共当局封锁一切非官方观点的书籍，包括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只能说明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宣传是谎言，因为真实是不怕比较的。经过长达四十年的洗脑，中国人头脑里关于西藏的知识，全是政府灌输的观点。而中国人历史性的“大一统”情结，又为接受这样的西藏观提供了土壤。
制度化的谎言
这种政府宣传在中国人的头脑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例如我的一位朋友，是中共中央某部的干部，最近来纽约办事时顺便来看我。我将一本十四世达赖喇嘛谈人生的书《慈悲与个人》中译本送给了她。她惊讶地指著书的封面上的达赖喇嘛头像说，“他的微笑是多么真诚、慈爱！”她说以前从未见过达赖喇嘛的头像，听到的政府宣传都是“达赖分裂叛国”等等，她脑中能想像到的达赖喇嘛是一个凶狠的坏人形象。达赖喇嘛的这本书所阐述的爱、慈悲和承担人类责任的哲学使她读后非常感动。她回国时向我又要了一本《慈悲与个人》，带回北京送给她最好的朋友。
而我个人对西藏问题看法的转变也有着与她几近相同的经验。我大学毕业后在中国一直做新闻记者，但我头脑中的西藏知识全是官方灌输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西藏的真实。虽然对我来说西藏是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但我从未怀疑过她是中国的一部份。来到美国后，阅读到一些西方学者和藏人的著作，才感到中共对西藏的看法是片面的，更有很多是不真实的。无论是对西藏的历史，还是现实，中国政府都像它在其他领域一样制造了很多谎言。
在美国生活的几年中，我了解到中共不仅在西藏问题上歪曲事实，在其他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上也是编织谎言。这里仅举几例：
中共向以“西安事变”做宣传，抨击国民党和蒋介石，炫耀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但我1991年在纽约访问到了“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了解到历史并非中共宣传的那样。而张学良不想去大陆的主要原因是他不同意北京当局把他视为“西安事变”大功臣的看法，他视自己为“一个鲁莽从事的历史罪人”；[7]中共操纵的史籍和文学作品都宣扬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主角。但海外的历史书籍记载的是，国民党的军队担负了百分之八十的主战场。
对于朝鲜战争，中共长期宣传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但我1992年在夏威夷的韩战阵亡美军墓地看到这场战争的详细示意图，标示的是北朝鲜军队率先使用武力攻占南朝鲜。后来从历史书籍中了解到，北朝鲜军队用武力统一南朝鲜的举动，受到世界多数国家谴责，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案，组成以美军为首，包括其他十几个国家的联合国部队，在朝鲜仁川登陆，制止了北朝鲜的侵略。但中国政府一向宣传是美国人要打中国，只字不提是联合国的部队，在执行联合国决议案。
中共政权对历史事件随意编织的事例不胜枚举，包括邓小平主导的“中越自卫反击战”，真相也不是当局向人们交代的那样。而中共党史书上记载的十几次所谓“路线斗争”，更没有客观真实可言。读一读海外研究中共党史的书籍，包括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写的回忆录，都可以了解到中共是怎样玩弄历史于股掌。
洗掉“共产软件”
因此我总是对刚刚从国内出来的朋友讲，要警惕自己头脑中被中共灌输的“知识”。要视自己的大脑如同一台电脑，有意识地将中共输入的宣传“软件”一件一件地洗掉，然后重新输入新的软件，输入真实。但遗憾的是，许多中国人对这项必须做的事没有给予十分重视。有的人以为来到了西方，就自然知道了真实，其实人的头脑与电脑一样，如果不是有意识地进行清洗和再输入的程式，一台电脑即使从中国搬到美国，放了多少年，那里面的“共产软件”也不会自动发生变化。
这种“共产软件”的可怕性可以从徐明旭近来发表的几篇谈西藏的文章中看出。徐明旭已旅居美国多年，但他的文章仍充满共产党的逻辑。例如他在“藏独是民主中国的末日”一文中，不仅重复中共“西藏人权白皮书”中的观点，为中共杀害一百多万藏人辩护，还用武断的中共口吻说：“任何去过西藏的人都会发现，如今藏人已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这不是与中共宣传部一样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从中共占领西藏至今，藏人什么时候享受过“充分的宗教自由”？在中国人的宗教自由被普遍剥夺和侵犯的情况下，共产党怎么会单单给藏人“充分的宗教自由”？这不仅经不起调查，都不符合一般的逻辑常识。而且说“任何去过西藏的人都会发现，”更是毫不负责任的信口胡言。至少我读过的一些西方学者去过西藏后写的文章，就明确指出藏人的宗教自由被严重侵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员、汉学家司马晋（James D. Seymour）不久前去过西藏，他最近写的关于西藏的文章，仍然指出藏人的宗教自由怎样被侵犯。而且徐明旭的文章是自相矛盾的。他在说“藏人已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之前，又说“毫无疑问，目前藏人也与汉人一样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在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一个地方，人们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却“享受着充分的宗教自由”吗？这符合逻辑常识吗？而且在这篇文章中，徐明旭还荒唐地把中共一九八九年春天在拉萨对藏人的武力镇压（据当时在场的原《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献后来写的报导，有四百多藏人被屠杀）等同于美国警方一九九二年春天在洛杉矶制止“黑人骚乱”，认为两者都是必须的。这种毫无正义和是非原则的混帐逻辑只有满脑袋“共产软件”的人才想得出来！
以徐明旭为代表的这种“大中国至上”的沙文主义情绪，和为中共专制政权辩护的愚昧，根本原因是中共长期宣传洗脑而输入的“共产软件”还在顽固地继续运转着。对这些人来说，与其绞尽脑汁在“谎言的软件”里挣扎，不如换几块清新、真实的软盘。在真实资讯可以自由流通的世界，死驮着谎言是很累的。
二、西藏的真相
对于西藏的真相，中共最为强调的是，西藏从元朝时就和中国在一块版图内。但今人以当年蒙古帝国对西藏和中国的同时兼并与统治，作为中国从此就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依据，逻辑上是不通的。退一步讲，即使当年被成吉思汗兼并后的版图被认为是今天这块土地应该统一的理由，这个理由也应由成吉思汗的子孙蒙古人提出，而不应是当时同样被兼并的中国人提出。再退一步讲，如果今天的中国人认为西藏曾是蒙古帝国建立的元朝的一部份，西藏就是中国领土的法理根据，那么中国人就应该对当时蒙古帝国辖下的越南、朝鲜和俄罗斯的大片土地都相应地提出主权要求，单独提出西藏也是逻辑不通的。
在1992年9月发表的“西藏人权白皮书”中，中共引证了清朝时期西藏与中原密切往来的很多历史资料来证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这些史料确实是有所记载的。但西藏流亡政府1993年出版的《西藏的真相》一书，也引证了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西藏一直是独立的。这些资料在史书上也是存在的。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西藏的特殊历史地位。西藏与清朝的关系实际上一直是一种“和藩”的关系：即名义上西藏归属中国管辖，实际上藏人独立管理自己的一切内部事务。这种情形或叫 “高度自治”，或叫“事实独立”。在清王朝的260多年间，基本都是这样的和平关系。
从辛亥革命到1950年中共占领西藏这近四十年间，西藏“事实独立”的特征更为明显。清朝末年清军曾一度攻占了拉萨，但两年后被击败驱除。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3年初宣布西藏为独立的国家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虽然两次派特使去西藏规劝，但并没有采用武力解决西藏问题。[8]因此连本文前面提到的北京出版的《西藏风云纪实》一书，也承认“从一九一一年起，西藏开始享有了事实上的独立和国际承认。”[9]即使毛泽东当年也没有视西藏为中国的一个行省。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了红军长征时藏人给予食物和给他们借宿的帮助，毛泽东在接受斯诺访问时对此感激地说：“这是我们对外国的唯一欠债。”[10] 据中国法学学者于浩成的研究，毛泽东在1945年春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认为西藏应实行“民族自决”。但后来的《论联合政府》文本将这段话删掉了。在香港仍可看到《论联合政府》的原始文本，上面有这样的话。[11]
为什么中共建政前的历代中国统治者都没有采用武力占领的方式直接统治西藏呢？可能他们都做过这样的权衡：汉人不习惯于西藏的高原气候，也不习惯于那里成为日常生活的宗教氛围，而且西藏是一块不毛之地，直接军事统治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用“册封”的方式，取得名义上的管辖，显然更为合算。即使康熙年间，清王朝处于鼎盛阶段，康熙大帝也没有像后来毛泽东那样用军事占领方式，直接统治西藏。
同时西藏作为宗教社会，也没有谋求成为一个典型的独立国家。因为西藏众多男子是僧侣，佛教主张不杀生，在这样的宗教文化背景下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所需要的庞大军队是困难的；而且西藏的高原内陆地理条件使那里的经济发展迟缓，物质缺乏。他们也需要中国提供的军事保护和物质援助。既然中国人不到他们的土地上直接管辖西藏内部事务，又提供保护和援助，那么对保持这种“和藩”关系，藏人也认为是可行的。所以也没有强烈感觉到有宣称独立的必要。
应该说，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中最傻瓜、最狂妄的是中共政权。它打破了历代中国政府与西藏的这种互相得益的关系，以军事占领方式，对西藏进行直接统治，还强行社会主义改造。结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制造了深深的种族仇恨。今天西藏问题愈演愈烈，已经说明中共这种直接统治的失败。而中共的强权镇压，更唤出和加强了西藏人民要求独立的声音。
刺刀下的“十七条协议”
当然，中共认为它的占领是合法的，根据是西藏代表于1950年签署了同意解放军和平进藏的“十七条协议”。但稍有这段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在大军压境下藏人被迫做的选择。当时中共军队数量达到520万，比西藏的全部人口还多。藏人无论如何是打不过中共的。而且四万解放军已渡过金沙江，攻占了康区首府昌都。西藏政府不得以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谋求和平。“十七条协议”是北京方面草拟的，胁迫西藏代表签字后，加盖的西藏代表印章是北京方面刻制的。[12] 而远在拉萨的达赖喇嘛等通过北京电台发布的新闻才得知条款内容。[13]它起码说明“十七条”并不是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
但后来西藏政府接受了“十七条协议”，因在大军威逼下除此没有别的选择。“十七条”主要条款是：解放军和平进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份；西藏实行民族自治；现有的政治制度不变；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地位与职权不变；实行宗教自由政策；西藏的改革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中央不加强迫。[14]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共对藏人的许诺一条也没有遵守。这就是为什么1959年西藏爆发了全民抗暴起义。该起义迅速被中共镇压。据中共档说，八万多藏人被“消灭”。近十万藏民随达赖喇嘛越过喜马拉雅山，逃亡到印度。
但中共“西藏人权白皮书”却说共产党给西藏带来“繁荣和进步”。说西藏“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利，”“当家作主人”。共十二章的“白皮书”中多至八章是介绍西藏被“解放”之后的巨大变化，八章中引述的炫耀共产党功绩的统计数字多达269处。[15]全部数字力图说明北京政府给了西藏巨大经济援助，使西藏变为了“人间天堂”。且不说这些数字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监督的国家是否可信，即使数字是准确的，经济援助再大，也不能证明中共用武力恫吓的方式强迫藏人签署协议，然后军事占领西藏的合法性。因为一切“条约”的法律依据都是“签约各方必须自主、自愿。”而“十七条协议”是威逼下的产物。这就如同中国大陆人熟悉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样，恶霸地主黄世仁强抢喜儿成婚，按照黄世仁的逻辑，也是合法的，因为喜儿的父亲杨白劳在“同意书”上按了手印。但这纸“协议书”是杨白劳在威逼下被迫签署的。当然，黄世仁可以辩解说，他后来向喜儿一家提供了很多物质援助，补修了她家的漏风墙，送了很多粮食，还给喜儿买了几吨“红头绳儿”，喜儿自从到了他的手里，经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谓“没有黄世仁，就没有新喜儿。”但这一切经济援助和补偿能证明喜儿被强娶到黄家的合法性吗？不能！因为这场婚姻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是喜儿的自由意愿！只要喜儿不是发自内心自愿选择的，这场婚姻就没有法理根据。当然，使用强权和武力，黄世仁可以把喜二抢到家里强暴，但他无法征服喜儿那时刻准备反抗的心。这就是为什么喜儿宁肯逃到深山吃野果当“白毛女”，也不忍受强权下的富裕。对自由的追求是人存在的规定性。在强权暴政之下，人是会低头。但内心深处那颗渴望自由的灵魂是永远不会屈服的，它会找任何机会向强权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在邓小平的统治下，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毛泽东时代已有很大提高，仍然发生了八九民主运动。
从另一个角度说，正如中共无法证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中国政府也无法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西藏这一切”。与共产党的说辞正相反，显见的事实是，在香港和台湾，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那里反而更繁荣，更民主。即使在蒙古共和国，结束了共党统治，外蒙古的人民比中共统治下的“内蒙古人”活得更开心。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那里的藏人活得丰衣足食，还有自由。这就是为什么至今还有大量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逃离西藏。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自1979至1992年间，仅逃到印度的藏族青少年就达四千多人。[16]
三、怎样消除藏汉两族的仇恨
面对西藏的这些事实，主张“大一统”的中国人，包括相当一些民运人士会辩解说，他们并不是为中共辩护，因为他们也是中共专制统治的受害者。尤其是持沙文主义观点的徐明旭先生，多次在文章中提到他“曾因发表小说暴露中共腐败而被流放到西藏多年，”也是受害者。但是，一个人受过迫害，是不是就一定比他们的迫害者正确？对共产文化有精细观察的捷克作家昆德拉对此做过研究。他在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中借主人翁的口说：“我要告诉你我一生最悲哀的发现：那些受害者并不比他们的迫害者更好。我很容易想像他们的角色调换一下的样子。”[17]从中国的现实也可以看到这一点。邓小平当年受过毛泽东的三度迫害，但他主导的 “六四屠杀”，显示他并不比毛泽东更有人性。一个人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他是受害者还是迫害者，而是两者的价值观念是否不同。从徐明旭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尽管他受过中共的迫害，但他的价值观与共产党是一样的，那就是视国家、群体、边界等价值高于人的自由，为了国家利益，可以剥夺个人自由，摧残个体。而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最根本的错误就在于，强调国家群体价值，而剥夺个人选择自由的权利。结果是不仅个人自由丧尽，国家也没有强大。而西方文明所以能够战胜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视人的自由为最高原则。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今年三月，我在纽约参加了藏人庆祝新年的晚会。在那个约有三百名藏人聚集（纽约总共只有350多名藏人）的新年之夜，他们身着藏族传统服装，在雪山狮子旗（西藏国旗）下用藏文祈祷，唱西藏国歌；他们在传统的藏族音乐中跳着豪放的藏族舞；他们饮着米酒倾诉着中国政府对他们的迫害，表达他们一定要争回自己家园的坚定信念。看着他们那众志成城的神态，听着他们男女老少手挽手狂舞时“海哟！海哟！”的呼声，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无法征服的民族。不管是现在的中共政权，还是将来任何形式的中国政府，都无法用武力征服这个民族的心。
当晚我曾和十几个藏人交谈。由于多年受中共迫害和汉人的种族歧视，他们谈起中国人，充满愤怒。年轻一代藏人，这种情绪更为严重。流亡在印度的青年藏人，要求武装反抗中国人的呼声日益强烈。达赖喇嘛不得不几次公开表示，如果藏人要采用暴力方式，他将辞去在西藏流亡政府的职务。每年三月十日，是藏人纪念1959年反抗中共的抗暴纪念日。今年，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许多激进的年轻藏人要举办步行到拉萨的大游行，不顾被中共边防军射杀的危险。在达赖喇嘛的劝导下，最后才改为徒步游行到新德里。一位年轻的藏人对我说，“如果没有什么原因，我们藏人凭什么无缘无故地恨中国人？我们遇到的中国人绝大部份都支持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占领，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怎么把中共政权与中国人区分开？”他的话使我想到毛泽东那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藏人为什么这么恨中国人？如果不是中共政府和中国人对西藏人民欺辱太甚，他们能产生这样深深的怨恨吗？我们谁有过毫无理由地恨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经验？那些徐明旭们那么热衷而顽固地为中共已经十分强大的宣传增加分贝，怎么让藏人把中共政权和中国人分开？不管徐明旭们怎么强调“大一统情结已经成为大多数汉人的集体无意识，”错误都不能由于大多数人都错它就变成了正确。如果徐明旭的“大多数”是有根据的话，那就更证明大多数中国人对今天西藏人民的悲惨处境是负有责任的。在一个资讯能够自由流通的中国，我坚信，绝大多数中国人会尊重西藏人民的选择权利，因为中国人民的心与西藏人民的心是一样的，他们最终的呼唤都是自由！
今天，任何人都看到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即将结束。未来民主中国的领导人是否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消除藏人对中国人的怨恨，关键是看这些领导人有没有现代文明意识——那就是尊重民族自决，尊重藏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将人的自由视为处理一切争端和矛盾的最高原则。而在这一进程中，非常关键的因素是中国能否产生一大批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份子，他们能够对徐明旭似的心存“大一统”情结、歧视少数民族的愚昧民众进行启蒙教育。如果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和知识份子一面主张民主自由，一面坚持对藏人权利和自由的剥夺，那就是对自由的亵渎，他们追求的也绝不会是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正如藏人旦真洛布在接受我采访时说的，“当我与天安们的学生领袖们谈起六四屠杀时，我们一起谴责北京政权，但当我提起西藏问题时，他们马上又附和起中国政府。他们这是争取的哪一门子的民主自由……”
注释:
1、徐明旭:“藏独是民主中国的末日”，纽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三月号
2、读者投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四月号，第一零四页
3、4、《西藏风云纪实》，华侨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北京）
5、《雪域境外流亡记》，（美）约翰·F·艾夫唐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拉萨）
6、台湾重印此书的说明
7、曹长青：“张学良纽约忆往”， 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七日
8、孔庆宗：“黄慕松入藏纪实”，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西藏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一九八五年，北京。
9、同3
10、埃德华·斯诺：《西行漫记》，英文版（New York，Grove，1961）第九十六页
11、于浩成先生与笔者的谈话，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七日于纽约
12、13、《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1993年编辑出版（印度，达兰萨拉）
14、“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一九九二年九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见香港《大公报》，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第八版
15、对中共“西藏白皮书”中二百六十九处统计数字的说明
16、同12
17、米兰·昆德拉：《为了告别的宴会》，英文版（New York，Penguin，1977），第七十页
（原载纽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六月号）
1995-06-01
2010年7月31日星期六
韩 松：唐山大地震真的发生过吗？
唐山大地震真的发生过吗？30年来，我一直在怀疑这件事情。在这30年里，我看到过许多的有关唐山大地震的回忆文章，但没有一样让我彻底信服。
没有被一家西方新闻机构现场记录到的地震
到今天来看，唐山大地震的整个过程缺乏人类在遭遇此种大灾时必定会有的一种记录，那就是翔实客观的新闻报道。现在留传下来的，大都是所谓唐山地震幸存者的 回忆。也许有人会说，不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都在场吗？可是，谁又能真的相信文革中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呢？当时的那些报道，从严格的新闻学的角度看， 是经不起分析的。唐山大地震时，没有哪怕是一名受过严格训练的、有国际公信力的新闻记者在场，没有一家专业化的西方新闻机构在场。我们今天看到的任何一种 唐山大地震的报道，从新闻学意义上讲，都是不能成立的。
至今，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文字，是钱钢先生的《唐山大地震》。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报告文学，并不是新闻作品，而且是在唐山地震10 年之后写的。1976年的钱钢只有23岁，没有受过任何新闻学训练，他只是一名文学青年，到唐山是参加的防疫队。
而作为成年人，我们都已从30年（也许不止这么些年）的现实经历中知道了，眼见不一定为实的事情，记忆不一定为真的故事，在中国实在是太多了！这个民族已 经太习惯于造假了！
那些所谓的唐山地震亲历者的回忆，由于不可避免地带有太多的震后主观色彩，感觉上是比较夸张的，缺乏细节，叙述多于描写，抒情多于纪实，愈发使唐 山成了一团渐行渐远的迷雾。
比如，有一个经典的叙述：救灾人员到达唐山后，随处可见废墟楼上挂着死尸。却极少有人具体写到，是哪一个地点，是哪一幢楼房，尸体是怎样一种样子，也没有 看到这样的照片公布。还有一位灾后抵达唐山的人写到，一望无际的废墟中有许许多多在酷夏烈日下闪着光点的白色物体，那些白色物体全部位于制高点。原来，这 些都是从废墟中挖出的一尊尊大大小小的毛主席瓷像。有站着挥手的，有胸像，有戴军帽穿军装的，有不戴帽子穿中山装的……形成地球上一种独一无二的奇观。那 么，唐山全平了，却竟有这么多的毛主席瓷像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难道不是很科幻的吗
我还在多处读到这样的叙述：救灾者们把银行废墟中的票簿、票据、现金等全部清理出来后，一对账，竟然一分钱都没少！甚至那些掉在地上、埋在土里的硬币也一 分分地清理出来了。这样的结果是难以让人置信的。好像那条著名的全国假新闻：一个老大爷手中的一摞钱被风吹走了，结果满街的人都帮他找，送回来时不仅一张 不少，还多出了一张。
1976年就出现了武警！
回过头来，人们都说，唐山地震前，出现了那么多的动物和自然界前兆。但是，竟没有发出临震预报，而且，河北省地震局当时正有六名地震专家在唐山考察。最后 说是他们无一幸免全部震亡了。他们真是震死的吗？他们带走了什么秘密？还有，30多摄氏度的高温，那么多的尸体高度腐烂，没有发生瘟疫，而经历了文革动荡 的唐山，作为武斗重灾区的唐山，震后没有发生抢劫和骚乱，连监狱的犯人都那么守规矩，也都是难以想像的。对于这一切，不在30周年时做一个很好的总结，做 一个完整的交代，你让那些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人们怎么能相信有过这样一场大地震呢？
还有一个经典的情节出现在许多的回忆文章中：唐山大地震发生后4小时18分，从倒塌的楼房里爬出的李玉林等四名矿工克服重重困难，驾车把灾情消息带到了北 京。他们的车直接往中南海开，在新华门前，被武警战士拦住了（见冯骥才、陈建功等著《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团结出版社2006年出版）。而我们都知道，直 到1982年，中央才决定将解放军担负内卫执勤任务的部队交给公安部门，连同公安部门当时实行兵役制的武装民警和边防、消防警察，统一组建为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
查不到救灾军人死亡的记录
所有的有关唐山地震的报告中，都没有记录究竟有多少军人死于地震。唐山抗震纪念碑的碑文是：“……二十四万城乡居民殁于瓦砾……”这是一个有意的疏忽吗？ 以解放军在那个时代的地位，如有军人在救灾中死亡，不仅不应该漏掉，相反还要大书特书。但很多人都说，在民政局，在相关部队，都没有查到军人牺牲的记录。
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为什么在三年后才公布？真是如一位新华社记者所说，是在一次地震工作会议上经过努力争取到的吗？如此重要的数据，那时可能还属 于国家机密，但稿件连送审手续都没有履行，刚刚结束文革不久的中国新闻界有这样开放吗？那个允许发布消息的国家地震局科研处处长竟是如此的不讲政治吗？
《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说，今天能看到的诸多唐山大地震的照片，几乎全是“毁于地震的建筑物”，而人呢？死去的人、受伤的人呢？几乎是找不到的。
是什么让人不再相信？
唐山大地震其实很像是一个“序言悖论”。也就是说，如果一本巨著中至少包含一个错误命题，那么，对于该书中的任何一个命题，你都不能合理地相信它是真的。
然而，其实使我迷惑的还不是唐山大地震究竟发没有发生过，我苦恼的是，经过了30年，究竟是什么一种比地震还要厉害的力量，把一个无条件相信一切的人，变 得不再相信一切？一个连唐山大地震都不再相信的中国人，你还能让他相信什么呢？而这样的一个中国人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努力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我有时也猜想，在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的确发生了，但不在唐山。当时，被彻底毁灭的是北京。毛泽东并不是9月9日去世的，而是在此之前的7月28 日，即已震亡了。但为了避免引发全国的大混乱，中央秘不发丧，连震中，在对外公布时，也改在了唐山。
那么，如今这个正在筹备奥运会的北京又是哪来的呢？很简单，它是一个电子沙盘上的复制品。我们活着的人，只是被从一具具尸体中提取出来的记忆单 元，转储入一台计算机，在里面以电子的形式反复梦呓。时间在1976年7月28日就已经停止了。世界早已毁灭了。但全球的资本主义企业希望有中国这么一个 大市场存在，好方便它们把产品卖出去赚钱，就让中华民族在虚拟空间中浴火重生了。这正符合弗雷德里克·波尔在他的《地下隧道》中作出的预言。
没有被一家西方新闻机构现场记录到的地震
到今天来看，唐山大地震的整个过程缺乏人类在遭遇此种大灾时必定会有的一种记录，那就是翔实客观的新闻报道。现在留传下来的，大都是所谓唐山地震幸存者的 回忆。也许有人会说，不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都在场吗？可是，谁又能真的相信文革中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呢？当时的那些报道，从严格的新闻学的角度看， 是经不起分析的。唐山大地震时，没有哪怕是一名受过严格训练的、有国际公信力的新闻记者在场，没有一家专业化的西方新闻机构在场。我们今天看到的任何一种 唐山大地震的报道，从新闻学意义上讲，都是不能成立的。
至今，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文字，是钱钢先生的《唐山大地震》。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报告文学，并不是新闻作品，而且是在唐山地震10 年之后写的。1976年的钱钢只有23岁，没有受过任何新闻学训练，他只是一名文学青年，到唐山是参加的防疫队。
而作为成年人，我们都已从30年（也许不止这么些年）的现实经历中知道了，眼见不一定为实的事情，记忆不一定为真的故事，在中国实在是太多了！这个民族已 经太习惯于造假了！
那些所谓的唐山地震亲历者的回忆，由于不可避免地带有太多的震后主观色彩，感觉上是比较夸张的，缺乏细节，叙述多于描写，抒情多于纪实，愈发使唐 山成了一团渐行渐远的迷雾。
比如，有一个经典的叙述：救灾人员到达唐山后，随处可见废墟楼上挂着死尸。却极少有人具体写到，是哪一个地点，是哪一幢楼房，尸体是怎样一种样子，也没有 看到这样的照片公布。还有一位灾后抵达唐山的人写到，一望无际的废墟中有许许多多在酷夏烈日下闪着光点的白色物体，那些白色物体全部位于制高点。原来，这 些都是从废墟中挖出的一尊尊大大小小的毛主席瓷像。有站着挥手的，有胸像，有戴军帽穿军装的，有不戴帽子穿中山装的……形成地球上一种独一无二的奇观。那 么，唐山全平了，却竟有这么多的毛主席瓷像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难道不是很科幻的吗
我还在多处读到这样的叙述：救灾者们把银行废墟中的票簿、票据、现金等全部清理出来后，一对账，竟然一分钱都没少！甚至那些掉在地上、埋在土里的硬币也一 分分地清理出来了。这样的结果是难以让人置信的。好像那条著名的全国假新闻：一个老大爷手中的一摞钱被风吹走了，结果满街的人都帮他找，送回来时不仅一张 不少，还多出了一张。
1976年就出现了武警！
回过头来，人们都说，唐山地震前，出现了那么多的动物和自然界前兆。但是，竟没有发出临震预报，而且，河北省地震局当时正有六名地震专家在唐山考察。最后 说是他们无一幸免全部震亡了。他们真是震死的吗？他们带走了什么秘密？还有，30多摄氏度的高温，那么多的尸体高度腐烂，没有发生瘟疫，而经历了文革动荡 的唐山，作为武斗重灾区的唐山，震后没有发生抢劫和骚乱，连监狱的犯人都那么守规矩，也都是难以想像的。对于这一切，不在30周年时做一个很好的总结，做 一个完整的交代，你让那些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人们怎么能相信有过这样一场大地震呢？
还有一个经典的情节出现在许多的回忆文章中：唐山大地震发生后4小时18分，从倒塌的楼房里爬出的李玉林等四名矿工克服重重困难，驾车把灾情消息带到了北 京。他们的车直接往中南海开，在新华门前，被武警战士拦住了（见冯骥才、陈建功等著《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团结出版社2006年出版）。而我们都知道，直 到1982年，中央才决定将解放军担负内卫执勤任务的部队交给公安部门，连同公安部门当时实行兵役制的武装民警和边防、消防警察，统一组建为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
查不到救灾军人死亡的记录
所有的有关唐山地震的报告中，都没有记录究竟有多少军人死于地震。唐山抗震纪念碑的碑文是：“……二十四万城乡居民殁于瓦砾……”这是一个有意的疏忽吗？ 以解放军在那个时代的地位，如有军人在救灾中死亡，不仅不应该漏掉，相反还要大书特书。但很多人都说，在民政局，在相关部队，都没有查到军人牺牲的记录。
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为什么在三年后才公布？真是如一位新华社记者所说，是在一次地震工作会议上经过努力争取到的吗？如此重要的数据，那时可能还属 于国家机密，但稿件连送审手续都没有履行，刚刚结束文革不久的中国新闻界有这样开放吗？那个允许发布消息的国家地震局科研处处长竟是如此的不讲政治吗？
《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说，今天能看到的诸多唐山大地震的照片，几乎全是“毁于地震的建筑物”，而人呢？死去的人、受伤的人呢？几乎是找不到的。
是什么让人不再相信？
唐山大地震其实很像是一个“序言悖论”。也就是说，如果一本巨著中至少包含一个错误命题，那么，对于该书中的任何一个命题，你都不能合理地相信它是真的。
然而，其实使我迷惑的还不是唐山大地震究竟发没有发生过，我苦恼的是，经过了30年，究竟是什么一种比地震还要厉害的力量，把一个无条件相信一切的人，变 得不再相信一切？一个连唐山大地震都不再相信的中国人，你还能让他相信什么呢？而这样的一个中国人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努力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我有时也猜想，在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的确发生了，但不在唐山。当时，被彻底毁灭的是北京。毛泽东并不是9月9日去世的，而是在此之前的7月28 日，即已震亡了。但为了避免引发全国的大混乱，中央秘不发丧，连震中，在对外公布时，也改在了唐山。
那么，如今这个正在筹备奥运会的北京又是哪来的呢？很简单，它是一个电子沙盘上的复制品。我们活着的人，只是被从一具具尸体中提取出来的记忆单 元，转储入一台计算机，在里面以电子的形式反复梦呓。时间在1976年7月28日就已经停止了。世界早已毁灭了。但全球的资本主义企业希望有中国这么一个 大市场存在，好方便它们把产品卖出去赚钱，就让中华民族在虚拟空间中浴火重生了。这正符合弗雷德里克·波尔在他的《地下隧道》中作出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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